随着肿瘤生存患者心理疾病发生率逐年上升，其精神与人文诉求正在受到关注。

“近年来，寻求精神和心理问诊的肿瘤患者逐年递增。最初，我们参与对一些肿瘤患者出现瞻望等精神状态的会诊，如今，我们更多地会面临肿瘤疾病伴有的一些抑郁症、焦虑症等，目标则是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患者体验与智慧医疗部主任、临床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陈俊在今日举办的“中华医学会肿瘤治疗支持委员会首届人文论坛”上告诉第一财经，肿瘤患者在这一领域的需求未来会越来越多。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目前，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为406万，每年癌症死亡约241万。我国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为40.5%左右，相较于10年前30.9%的生存率，增加近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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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需“一人一策”

跨学科、个性化、全流程，是针对肿瘤生存患者进行心理和精神疗护的关键。

陈俊对记者表示，现阶段，为肿瘤生存患者提供心理和精神上的治疗和帮助，需要多学科团队的共同参与，包括肿瘤科、相关内科、精神科等，需要在评估患者身体和情绪状况后作对症性治疗。

“该对症性治疗一定是‘一人一策’的，包括在疗效和安全的前提下，对肿瘤生存患者提出药物、心理治疗上的建议，以期让患者达到一种身心的平衡，改善他的情绪，协助他更好地接受后续治疗。”陈俊说。

一项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社工部今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逾50%的治疗期癌症患者存在焦虑、疲惫、恐惧等多种类型的心理困扰，且贯穿了疾病诊断、治疗、康复及晚期治疗的全过程，46.77%的患者希望得到专业的心理疏导。

“从临床来说，医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理念，贯穿了肿瘤患者治疗的全流程、全周期。”上海长海医院肿瘤科主任湛先保告诉记者，比如，在（抗肿瘤治疗的）早中期阶段，需要依据规范制定诊疗方案，包括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经济条件等来决定用药策略；而在后期阶段，当科学手段贡献有限时，人文关怀的重要性就会逐步凸显出来，“这一阶段，患者的人文诉求，医生的驱动力，包括医生认为患者还有多久生存期等都是不一致的。因此，这一阶段需要更客观、更统一的共识和标准。”

针对肿瘤生存患者心理与精神干预的科学文献表明，心理与精神干预在各抗肿瘤治疗阶段均有不同。

比如，对于早期肿瘤生存者，正念康复、克服恐惧癌症复发等心理干预被证明有效；对于进展期肿瘤生存者，可采取CLAM（癌症疾病管理与有意义地生活）疗法、意义为中心疗法等；对于终末期患者，尊严疗法、叙事疗法等较为适用。

我国如何实践？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沈赞告诉记者，从临床探索来看，早期的肿瘤患者常常被术后并发症困扰（比如，肺癌手术后的患者会误将肋间锁骨的疼痛视作复发），这就需要我们耐心地解释原因并消除他的恐惧，同时配合用药。

“中期的肿瘤患者，可能会需要频繁地去复查，可能会对每一次复查都产生焦虑，此时，我们需要引导他心理稳定而不是猜疑、焦虑，并要告知心理稳定对于维持免疫力的重要性。” 沈赞说。

需多学科交叉

在肿瘤生存患者的心理与精神疗护过程中，医学、精神、护理等学科交叉和互补，缺一不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肿瘤科主任王理伟告诉记者，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医学模式已经从原来单一的生理医学模式走向了涵盖生理医学、心理医学和社会医学三者结合的模式，“也就是说，从生理的单一模式走向了生理、心理、社会融合的三维模式。”

“近年来，肿瘤患者生存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其生活质量的提升也至关重要。”王理伟进一步说，上述三维模式在现有的一些医学本科教材中已经有所涉及了，但在临床实践上融合还需要更紧密，“尤其是一些中末期肿瘤患者，对他们的治疗无法精确地采用标准化方案，更多的需要人文关怀的投入，包括对家属心理的疗护。”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告诉记者，肿瘤生存患者的心理与精神干预，需要以症状管理为基础，以人文照顾为主线，才能先让患者获得心理的平静，最后和社会和解，“肿瘤生存患者的治疗，覆盖靶向层面的治愈性治疗和提升生活质量的缓解性治疗两部分，其多学科交叉是必然的。”泰康安宁疗护团队就建立了医生+社工的双专业、跨学科团队，来弥补肿瘤生存患者的全链条对接。

“下一步，我们也将逐步建立起一套肿瘤患者初诊初级沟通行为指南，将临床诊疗过程中技术、心理等规范事项纳入进去，包括沟通话术、干预方法等。”沈赞补充道。